全面落实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细化量化本地区各行政执法行为的裁量范围、种类、幅度等并对外公布。
竞选式民主是民主与利己主义制度相结合的产物，是为资本贵族制盖章的。第三种是新封建主义，如蒋介石的党国官僚资本主义、十八大前的权贵资本主义。
例如60分就及格，但59分就是不及格，实际上60分与59分差别并不大。易永胜博士指出，报告的思路很清晰，有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一个是实证的、事实的线索，也即中华新文明事实上是这样的，如对从孙中山到新中国到新时代这一新文明发展的历史的梳理。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此理论，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从新民主主义国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再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就社会价值而言，中华新文明追求的是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中华古文明则是皇帝、儒家贵族与老百姓的两极分化。自由主义政治是民主贵族制，有能力的人在这种制度下享受了自由，获得了更多权力，资本主义政治通过分权制衡使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资本家控制了国家。
然而，罗尔斯通过契约论得出来的正义原则依赖于无知之幕假设，而这个假设是特设性的。既要有科学依据，也要符合人类的美好期待。[27]参见高轩：《行政应急权对当事人行政诉权的威胁及其司法规制》，载《法学评论》2016年第2期。
[22]参见莫于川：《行政应急法治理念分析与制度创新——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行政应急行为争议为例》，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图略） 图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应急行政行为认定案例的年份分布 考虑到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立案的很多案件截至笔者写作本文时尚未裁判，该年份的案件数量实际不止此数。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主要有两类：一是行政机关做出的各种决定、通告、通知中对事实的记载，以及作为支撑性材料的勘验报告、鉴定意见、专家建议等。[1]然而，考虑到突发事件的事前管理（日常风险防控、应急准备）和事后管理（恢复和重建）仍属于常态期，相关行政行为和其他领域比起来并无特殊之处，真正具有紧迫性、权力优先性等特征的应急行政行为应做狭义理解，即限定于从预警发布或者突发事件发生到其危害消除或者明显减轻期间所作出的行政行为，也就是特指在行政应急法律状态下做出的行政行为。
至于法院运用较多的另外两个判断标准，即职权和程序，则更加缺乏意义。除了对是否存在紧急情况进行事实认定，被告是否具有法定的紧急权力和是否适用了应急行政的相关法定程序是运用较多的另外两个判断标准，分别被适用了六次和五次。
例如，在前述黄晓泉、袁作权分别诉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政府房屋拆迁这一组案件中，法院否定被诉行为应急性的另一个理由就是，被告作出应对暴雨灾害拆除房屋的决定后未曾报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二批征收拆迁典型案例（共八个）中，就包括王江超等3人诉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紧急避险决定案。[35]前者体现了法律的普遍价值，后者体现了其在应急管理领域的特殊价值。因此，判断被诉行政行为在职权、程序方面是否具备这样的特征，既可以用于对该行为的合法性评价，也可以作为识别应急行政行为的标准之一。
[1]参见李岳德、张禹：《突发事件应对法立法的若干问题》，载《行政法学研究》2007年第4期。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案例中，法院只在两个案件中以不存在紧急情况为由否定被诉行为的应急性，因为这两个案件的事实十分清楚，根据常识即可判断。[37]这些方法和措施的核心部分被法律所吸收，成为应急法的重要内容，比如很多法律上规定的风险防控机制、应急准备机制、监测预警机制、处置救援机制、恢复重建机制、危机学习机制等，指的都是这样的应急方法和措施。然而，要做到这一点，行政机关需要动用很多资源，有时还要凭空捏造事实，难度很大。
第五，基于上级文件的认定标准。应急体制是指政府为完成法定的应对公共危机的任务而建立起来的具有确定功能的应急管理组织结构和行政职能, [38]包括突发事件应对中各种主体的角色设定、权责分工及其相互关系，具体体现在国家和社会、市场之间，公共部门各分支之间，纵向、横向、斜向的府际关系等各层次，这些内容的主体部分也被纳入法律。
第三，被诉行为的相关决策过程是否体现应急特点。即使该行为的目的确实是为了防控某种公共安全风险，也不应当认为其具有紧急性，而应当归入日常隐患治理的范畴。
[48]如果行政机关假借应急之名达到其他目的，采取这些后续措施无疑加重了自身义务，将得不偿失或者获益有限。既然上级机关的文件要求的就是被告处置某个突发事件或者消除某个紧迫的重大隐患，法院也就直接将其认定为应急行政行为了。[20]这里的公权力主要指的就是行政紧急权力，因为行政机关不仅在收集和处理事关紧急议题的信息上更具有优势，在紧急状态下也更可能做出迅速的决断。换言之，这样的形式审查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抵达实质层面的。然而，这一规定本身有欠合理，对于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政府履行上述备案和报告义务理所当然，但按照突发事件的分级标准，有关突发事件大多属于一般或者较大的常规性突发事件，要求政府每一次都向人大常委会备案和作出专项报告并不现实，人大常委会也不可能履行如此繁重的备案审查和听取报告职责。[25]在2003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在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期间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关审判、执行工作的通知》（法〔2003〕72号）规定对政府及有关部门为防治‘非典而采取的各类具体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书面告知暂不予受理。
[3]地方政府以紧急避险为名实施强拆，在征收拆迁类案件中越来越具有典型意义。第二，基于职权和程序的认定标准。
首先，仍然运用常规的形式审查标准，将一些显而易见的非应急行政活动排除出去。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8819号行政裁定书。
[4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申8872号行政裁定书。[11]尽管应急预案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本身值得质疑，[12]但法院的这种做法和援引法定程序对应急行政行为进行认定的思路却是如出一辙的。
[3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申818、820号行政裁定书。[1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11834号行政裁定书。[46]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43条规定：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地区进入预警期，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并向当地驻军和可能受到危害的毗邻或者相关地区的人民政府通报。[10]比如要求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能够代表该政府的应急指挥机构名义实施，要求对突发事件进行分析、研判之后再做出决策等。
[50]尽管法律未必对决策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都设定明确期限，但毫无例外地都提出了及时性的要求，因此整个应急行动不可能耗时太长。[44]按照传统的形式审查思路，很难将应急行政活动的面貌呈现出来。
[21]丁晓东：《法律能规制紧急状态吗？——美国行政权扩张与自由主义法学的病理》，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一，被诉行为实施后是否继之以相关损失的补偿或者救助。
[36]然而，这样的审查路径已经被证明收效甚微。这说明该制度切合实践需要，具有可操作性，将其作为司法认定标准具有实质正当性。
对于进入紧急状态之后采取的各种应急行政措施，允许司法审查，但在审查范围和强度上多所限制。[1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申4534、4536、4805、4807号行政裁定书。[5]那么，司法机关对待行政紧急权力和一般行政权力的不同立场应如何恰当地体现出来呢？这也是笔者于本文中试图探索的问题。有的应急管理规则虽然已经被法定化，但脱离实际或者严重滞后于实践，并没有得到普遍遵守，如以此为标准则强人所难、失之迂阔。
应急管理贯穿突发事件事前、临事、事中、事后，以适应公共危机发展演变的循环周期。如果法院经审查发现被诉行为的决策步骤和常态下的行政决策无异，则不应认为该行为实施时可以动用紧急权力、适用紧急程序。
[46]汪永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页。在两个案例中，法院还使用另外一个标准作为判断依据，就是被诉行为是否有上级文件作为依据。
[1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5072、5073、5074、5076、5077、5078、5079、5080、5081、5082、5084、5085、5086、5087号行政裁定书。尽管这个层面的工作只能在少数情况下奏效，但仍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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